这是我最爱的短篇小说，没有之一。
从1943 年到1945 年，安妮·穆尔的父亲在太平洋的一艘医疗船上，为民主而战。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就在航行在菲律宾海面上的时候，他的长女苏珊出生了。后来，他回到了芝加哥。1948 年安妮出生。但是，穆尔大夫不喜欢芝加哥。三年后，他和全家去了蒙大拿州的大瀑布城。
安妮是在大瀑布城长大的。童年平静，但也有怪事发生。1958 年，她十岁的时候，看见了现实中的“煤脸”，被土地染黑的面孔（她不加区别就下的定义）。她姐姐有个男朋友，名叫弗莱德，十五岁。一个星期五，弗莱德来到穆尔家，说他父母外出旅行去了。安妮的母亲说，扔下一个男孩（勉强算个少年）一人在家里不妥当。安妮的父亲认为，弗莱德已经是个小伙子了，会照顾好自己的。那天晚上，弗莱德在穆尔家吃的晚饭。后来在门廊跟苏珊和安妮聊到十点钟。走前，他跟穆尔太太道别。那时，穆尔大夫已经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苏珊和安妮坐弗莱德父母的车去公园兜了一圈。据安妮对我说，弗莱德的情绪与前一天夜里的表现大相径庭。一副沉思的样子，除去蹦出一两个单词外，一言不发，看样子是跟苏珊吵架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三人在车里沉默不语，什么事也没做。弗莱德和苏珊坐在前排，安妮在后排。后来，弗莱德提出去他家。苏珊不吭声。于是，弗莱德发动车子。三人在安妮不熟悉的一个贫民区兜圈子，好像弗莱德迷了路，或者是虽然邀请她俩去他家，但是心里并不情愿。安妮记得，途中，苏珊一次也没看弗莱德。她一直望着车窗外面，好像缓缓退后的房屋和街道是惟一可看的画面。弗莱德始终注意前方，也一次没看苏珊。二人始终一言不发，也不看看后排的安妮。但是，安妮（那时还是个小姑娘）捕捉到弗莱德从后视镜快速瞥过她一眼的闪光。
终于到家了。弗莱德和苏珊都没有下车的意思。甚至弗莱德连停车的方式（停在马路牙子上，而不是车库里）都意味着活动的临时性，意味着连续活动中的一个暂停。安妮回忆说，他停车的方式意味着给我俩，同时也让他自己额外有时间想一想。
后来（安妮不记得过了多久），苏珊下了车，吩咐妹妹也下车，拉起妹妹的手，走了，不辞而别。走了几米远之后，安妮回头看看，看见了弗莱德的后脑勺：他还在原地，坐在方向盘前。安妮说，好像还在开车的样子，盯着前方，但也有可能闭着眼睛，或者可能眯缝着，或者可能看着地面，或者可能在哭泣。
她俩是走着回家的。不管妹妹怎么追问，苏珊就是不肯说明她这么做的原因。那天下午，安妮没有在自家花园里见到弗莱德，她并不感到奇怪。在此之前，她也目睹了姐姐和弗莱德吵架的情景，赌气的时间从来不长。但是，那个周六，弗莱德依然没有露面。礼拜天没有。星期一，弗莱德也没去上学，这是苏珊后来说出来的。星期三，警察逮捕了弗莱德，原因是酒后驾车，地点在大瀑布城的下区。经审讯后，警察去弗莱德家，发现了他父母的尸体：母亲在卫生间里，父亲在车库里。父亲的尸体裹了一半毛毯和硬纸板，好像弗莱德准备几天后就去抛尸。
一向沉着、冷静的苏珊，自从这桩凶杀案发生后就精神崩溃了，在后来的几年中常常要去看精神科医生。相反地，虽然这件事也断断续续对安妮后来的生活产生阴影，但她一如既往。眼下，她甚至没有梦见过弗莱德，就算梦见了，她也有所提防：只要一醒来，立刻忘掉了。
到了十七岁，安妮去旧金山读书了。苏珊在两年前就先去学习了，攻读医学，地点在伯克利大学。苏珊与另外两个女大学生合租一个公寓，地点在奥克兰南部，圣莱安德罗附近。她时不时地总给父母写信。安妮来到后，发现姐姐的状况非常可悲。苏珊不念书，白天睡大觉，夜里不知去向，直到天亮才回宿舍。安妮读英语文学，还上印象派绘画的课程。下午，在伯克利一家咖啡馆里打工。最初几天，她就住在姐姐的房间里。本来，她可以这样无限期地住下去。苏珊白天睡觉，而这个时候安妮正在大学里。晚上，姐姐很少回宿舍。安妮甚至没必要另外搭床铺。但是，一个月后，安妮搬到哈吉特大街去了，就在伯克利，距离她打工的咖啡馆很近，这样就见不到姐姐了。但是，她还是经常打电话给姐姐（安妮记得接电话的总是她的室友），想问问她的情况，想把大瀑布城的消息说给她听，想问问她需要什么东西。安妮跟苏珊能说上话的寥寥几次里，姐姐都是醉醺醺的。一天上午，有人告诉安妮：你姐姐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安妮连续十五天在整个伯克利寻找姐姐。没有找到。最后，一天夜里，安妮给在大瀑布城的父母打电话。接电话的人竟然是苏珊。安妮大吃一惊。她在某种程度上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苏珊说，她彻底不读书了，打算在一座安静、整洁的城市重新开始生活。安妮回答说，你无论做什么都会做好的，其实她心里认为，姐姐的状况很糟糕，此前把好端端的时光白白浪费掉了。
不久以后，安妮认识了保罗，是个画家，祖辈是俄国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安妮和保罗同居了。保罗有座两层小楼。一层是保罗的画室，里面堆满了永远没完成的大画。二层是客厅兼餐室兼卧室，面积很大，还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和卫生间。保罗当然不是她第一个上床的男友，此前她还跟印象派绘画课上一个男生交往过，正是这男生把她介绍给了保尔。此前，在大瀑布城，她还有个男友是篮球运动员，还有个男友是在面包房干活的小伙子。有一段时间，她以为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他叫雷蒙德，面包房是他父亲的。实际上，雷蒙德的祖辈们都是面包师，可以连续追溯到好几代人。雷蒙德半工半读。但是，他毕业后决定成为全职的面包师。在安妮看来，雷蒙德不是优秀的人，但也不坏。她记得雷蒙德最多的事情，是在那几年里，一说到面包行业、他家族的行业，就露出自豪的神情。那个地区的人们自豪的事情很多，但是不会以当面包师为荣。
安妮和保罗的关系很特别。那时，安妮十七岁，很快要满十八岁了，保罗二十六岁。从一开始，二人就在床上不是很和谐。夏天，保罗常有阳痿的毛病，冬天早泄，秋天和春天又对做爱没兴趣。这是安妮说的。安妮还说，她从来没见过像保罗这样聪明的男人。保罗什么都会，会画画，懂美术史，知道文学和音乐。有时，他简直让人受不了，但是他懂得什么时候能让人受不了，于是，他能关在画室里，在整个让人受不了的时间里画画。等到又成为往常的保罗时，让人喜欢、健谈、热情的时候，他就停笔，走出画室，跟安妮去看电影，或者看戏，或者去听讲座，或者参加诗歌朗诵会，那时伯克利举行这些活动似乎是要培养人们将来以对付关键岁月所需要的精神。起初，二人依靠安妮在咖啡馆赚的钱以及保罗拿到的奖学金生活。但是，有一天，二人决定去墨西哥旅行。安妮辞了工作。
二人到过的地方有：蒂华纳、埃莫西约、瓜伊马斯、古里安干、马萨特兰。到了马萨特兰后，二人停了下来，在海滩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天天上午下海游泳，下午保罗画画，安妮读书，晚上去一家酒吧，那里惟一的美国酒吧，名叫“青蛙”。经常光顾那里的人有加州的游客和大学生，他们在那里一直喝到深夜，和通常可能根本不搭话的人们争论不休。在“青蛙”二人从一个总是身穿白衣的墨西哥瘦小子手里买大麻。有人不让这小子进酒吧，他就把车停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在一棵枯树旁边等候买主。枯树那边没有建筑物，一片漆黑，是海滩和海水。
瘦小子名叫鲁本。有时用磁带交换大麻，他就在车里试试磁带的质量。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一天下午，保罗正在画画的时候，瘦小子来到小屋前，保罗请他摆了个姿势。从此以后，保罗和安妮就再也不用花钱买大麻了。但是，有时瘦小子上午来，直到深夜才离开，这让安妮感到厌烦，因为除去要多做一个人的饭之外，而且按照安妮的说法，这个墨西哥人闯进了他俩设计的天堂般生活中的私密空间。
起初，鲁本只跟保罗说话，好像意识到了他的出现让安妮感到不快。但是，几天过去以后，三人成了好朋友。鲁本能说些英语。安妮和保罗就跟他练习初级西班牙语。一天下午，安妮和鲁本下海游泳的时候，安妮觉得鲁本在水下触摸她的大腿。保罗在海滩上瞅着他俩。鲁本浮出水面后望着她的眼睛，说道：我爱上了你。就在那一天（后来得知），有个常去“青蛙”的小子（此前他们还跟这小子说过几次话）溺水身亡。
不久后，保罗和安妮回到了旧金山。对保罗来说，那是个好时期。他办了两次画展，卖了几幅画，与安妮的关系比从前稳定多了。到了年底，二人去大瀑布城旅游，在安妮父母家过圣诞节。保罗不喜欢安妮的父母，但是与苏珊和睦相处。一天夜里，安妮醒了，发现保罗不在床上。走出卧室去找他，听见厨房里有声音。一下楼，她就听见保罗和苏珊在谈论弗莱德。是保罗在倾听和发问。苏珊在讲述她与弗莱德之间发生的事情：在大瀑布城里的贫民区里乘车兜风。她讲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变换着讲述的角度。安妮记得，姐姐与保罗之间的谈话让她觉得特别不自然，好像翻来覆去地在讲述电影故事情节，而不是生活中的真事。
第二年，安妮退学了。一心一意给保罗做全职伴侣。为他采购画布、画框、颜料，做饭，洗衣裳，打扫卫生，洗刷盘子，做一切能做的家务事，让保罗有一个利于创作的清静地方。她的性生活不尽如人意。保罗的性功能越来越差。安妮在床上已经毫无感觉了，她甚至以为自己是同性恋。那时，他俩认识了琳达和马尔科。琳达像马萨特兰的那个鲁本，依赖卖毒品过活，有时也写写儿童故事，但从来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马尔科是诗人，或者至少是，琳达的说法。那个时期，除去偶尔的例外，马尔科整天待在家里听广播或者看电视。通常上午，他上街买三四种报纸，有时去大学里看看，因为那里有老同学，或者听听著名诗人顺访伯克利时的一两堂课。据安妮回忆，马尔科的其余时间都关在家里，如果琳达有客人，他就钻进自己卧室，听广播, 看电视，一心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出乎安妮预料，保罗的绘画事业突然停滞不前。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先是失去了奖学金，后来是旧金山湾区的画廊老板对他的画作失去了兴趣，最后他放弃了绘画，开始研究文学。通常下午，保罗和安妮要去琳达和马尔科家。在那里，一说起越战和外出旅行来，会花去好几个小时。虽说保罗和马尔科始终没能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二人能在一起长时间互相朗诵诗歌（安妮记得，保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写诗的，模仿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以及肯尼斯·雷克斯罗斯，二人在帕洛阿尔托听过雷克斯罗斯的诗歌朗诵），喝酒。相反地，安妮和琳达的友谊则不知不觉但牢固地发展着，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基础。安妮喜欢琳达的自信、独立, 对既定规则的蔑视, 对别的规则的尊重、兼收并蓄的生活方式。
琳达怀孕后，她和马尔科的关系突然结束了。琳达搬到多那孙大街一个公寓去住，直到分娩前的几天（也许是几小时前，安妮记不清楚了）还在干活。马尔科留在老房子里，越发得自闭起来。起初，保罗继续拜访马尔科, 但不久意识到他俩之间无话可说，就不再去看马尔科了。安妮则相反，与琳达越发密切，有时甚至留在琳达那里过夜，通常是周末，帮她照看孩子。琳达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接待顾客，不可能想跟孩子待多久就多久。
在保罗和安妮第一次去墨西哥之后又过了一年的时候，二人又回到了马萨特兰。这一次的旅行与上次不同。保罗本想还租下海滩的小屋。但是，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二人只好凑合住进一座平房，距离海滩有三个街区之遥。一到马萨特兰，安妮就病了。腹泻，发烧。三天不能起床。第一天，保罗留在家里照顾安妮。但是，后来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有一天夜里，甚至不回家过夜。倒是鲁本来看望她。安妮明白了：保罗夜复一夜地去看鲁本，一开始，她恨这个墨西哥小伙子。但是，到了第三夜，她感觉好一些了。凌晨两点钟，鲁本出现在屋子里。二人一直聊到凌晨五点。后来，上床做爱。安妮仍然感觉体虚，刹那间觉得保罗在虚掩着的门口望着他俩，或者是从窗户外面观察。但是，后来她把一切都给忘记了。她说，面对柔情似水的鲁本和长时间的做爱，忘记了一切。
第二天，保罗露面后，安妮把发生的一切都说给他听了。保罗骂了一声：妈的！没再多说一句。在随后的一两天里，保罗打算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写点什么（这个本子从来不让安妮看），但是，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打算，跑到海滩上去喝酒睡觉。有几个夜晚，他跟鲁本出去闲逛，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有些夜晚，他留在家里，打算跟安妮做爱，结果留下很多遗憾。安妮再次跟鲁本做爱。一天夜里是在海滩上，另外一次是在家里，那时保罗正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两天后，安妮发觉鲁本开始嫉妒保罗了。鲁本的嫉妒常常发生在三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在安妮和鲁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但从没发生在鲁本和保罗夜里出去逛马萨特兰的酒吧之时。安妮记得，那个时候二人像兄弟。
到了动身回国的日子，安妮决定留在墨西哥。保罗表示理解，什么也没说。分别时很难过。她和鲁本帮助保罗打点行李和装车，二人送给保罗礼物。安妮送的是一本老相册，鲁本送的是一瓶龙舌兰酒。保罗没礼物可送给他们，但是他把剩下的钱分了一半给安妮。后来，只剩下安妮和鲁本了。二人关在小屋里，连续做爱三天。不久，安妮的钱花光了。鲁本再次回“青蛙”酒吧门前贩卖毒品。安妮离开了小屋，搬到鲁本家里去住，那是城里的一个小区，看不见大海。房子是鲁本奶奶的。奶奶跟长子住在一起。长子是单身，四十岁。另外就是她孙子鲁本了。事情很快就变得别扭起来。奶奶不喜欢安妮在家里半裸着走来走去。一天下午，她正在卫生间，鲁本的大伯突然进来，提出要跟她上床，答应给她钱。安妮当然拒绝了，但是不够坚决（她记得是不想让大伯生气）。第二天，大伯再次提出给钱睡觉的要求。
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鲁本，没意识到会引起什么连锁反应。当天夜里，鲁本从厨房拿起一把刀，要杀死大伯。安妮记得，他们的喊叫声大得能把左邻右舍都吵醒。但奇怪的是，似乎没人听见。幸亏，大伯力气大，有打斗经验，很快就夺下了那把刀。但是，鲁本不肯罢休，冲着大伯的脑袋砸过去一个花瓶。大伯一闪，躲过了花瓶。恰恰在这个时候，奶奶走出了卧室。她身穿一件大红的睡衣，安妮从来没有见过。糟糕的是，花瓶打在奶奶的胸口。大伯打了鲁本一顿，立刻把母亲送到医院去了。母子俩回来后，鲁本的大伯不敲安妮和鲁本的门就闯了进去，要他俩在两小时内滚出家门。鲁本浑身是伤，几乎动弹不得，可是他实在太怕大伯了，只好在两小时内把行李装进了汽车。
鲁本有亲人在瓜达拉哈拉。他带着安妮去了那里。二人在瓜达拉哈拉最终待了四天。第一天，睡在鲁本姐姐家中。房子很小，孩子多，吵闹得厉害，热得让人受不了。他俩跟三个小孩一个房间。第二天，安妮决定搬到旅馆去住。可是没钱。不过，鲁本还剩下一点大麻以及本打算在瓜达拉哈拉卖的迷幻药。第一次尝试失败了。鲁本不熟悉瓜达拉哈拉，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摆货，疲倦地回到了旅馆，一分钱也没挣到。那天夜里，二人谈到很晚，出于一时的受挫，鲁本问安妮：要是弄不到房钱和油钱，那该怎么办？安妮说（显然是开玩笑）：她可以卖身。鲁本没理解成玩笑，给了她一个嘴巴。这是她第一次挨男人打。鲁本说：那我宁可抢银行。说罢，把她扑倒在床上。安妮记得，那是她一辈子最奇怪的性爱之一。旅馆的墙壁好像是肉做的。是准备烧烤的牛肉，无一例外。她一面做爱，一面望着墙壁，看见了有些东西在活动，它们在不规则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好像约翰·卡朋特的恐怖片，其实我一点也不记得那些片子的情节了。
第二天鲁本卖掉了剩下的大麻。二人去了墨西哥城。他俩住在鲁本母亲家中，地点在维亚镇的居民区里，距离我那时住的地方不远。很久以后，我对安妮说：要是那个时候我见到了你，肯定会爱上你的。安妮说：天晓得。她又说：要是那时候我是个男孩子，我也不会爱上自己。
有一段时间，大概两三个月吧，安妮以为自己爱上了鲁本，准备跟他永远住在墨西哥。但是，一天，她给父母打电话要钱买机票，跟鲁本说了一声“永别了”，就回旧金山去了。她在找到做服务员的工作之前，一直住在琳达的公寓里。有时，安妮下班回来的时候，琳达还没睡，二人就聊天，一直谈得很晚。有些晚上，二人说起了保罗和马尔科。保罗独自生活，已经重新拿起了画笔，但是时间比从前少了许多，对展览自己的作品丝毫不抱希望。据琳达说，问题在于保罗的画很糟糕。马尔科仍然关在家里，整天听广播，看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几乎不和朋友往来。安妮记得，过了几年后，马尔科出版了一本诗集，在伯克利的大学生里获得成功，举行了几场朗诵会，参加了几次讲座。如果那个时候他认识什么女孩并且同居，倒是合适。可是传言过后，马尔科仍然关在自己家里，后来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后来，琳达跟一个名叫拉里的家伙同居了。安妮就在咖啡馆附近租了一个小房间，地点在伯克利。表面上，事情正常，其实安妮明白自己要崩溃了。梦里她能感觉到，梦境越来越奇怪，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忧伤，情绪在变化，越来越任性。那些日子，她跟两个男人交往，但经历都令人沮丧。有时，她去看看保罗，但是很快就不去了，因为开头还好，但最后总是以粗暴的场面结束（保罗撕画），或者嚎啕大哭，自责，难过。有时，她也想念鲁本，嘲笑自己以前怎么那么天真。一天，她认识了一个名叫查尔斯的男人。二人成了情侣。
安妮记得，查尔斯与保罗完全不同，尽管本质上一模一样。查尔斯是黑人，没有任何收入。喜欢聊天，善于倾听。有时，二人彻夜做爱，聊天。查尔斯喜欢说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似乎他领会到了过去曾经忽略的秘密。安妮则相反，喜欢说说此时此刻生活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她还想说说心中的担忧、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爆发的危机。安妮记得，像往常一样，床上的关系总是不如意。开头几天，可能是新鲜吧，感觉还算愉快，有一天夜里，甚至觉得销魂，但是后来的一切就变成老样子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安妮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从某种角度说）。她把现在床上的事情、从前跟男人睡觉的感觉，统统说给查尔斯听。起初，查尔斯不知说什么才好，但几天后，他建议，既然已经没什么感觉了，那至少可以从眼下的情况捞点物质好处。安妮几天后才明白查尔斯是在暗示她去卖淫。
她可能在那个时候还喜欢他，接受了建议。或者因为她觉得试一试会很刺激。或者因为她估计卖淫可能加快危机的爆发。查尔斯给她买了一条红裙子和一双红色高跟鞋，给自己买了一把她可能在那个时候还喜欢他，接受了建议。或者因为她觉得试一试会很刺激。或者因为她估计卖淫可能加快危机的爆发。查尔斯给她买了一条红裙子和一双红色高跟鞋，给自己买了一把手枪。他对安妮说，他认为，拉皮条的没枪是不行的。二人准备开车从伯克利前往旧金山的时候，安妮拉开车里的小物箱找什么东西，大概是香烟吧，看见了那把枪，吓了一跳。查尔斯安慰她说：用不着害怕，手枪是用来给她和他保命的。后来，查尔斯指给她看应该把嫖客带进去的旅馆。接着，在那个小区里带着她兜了两圈，然后把她放到男人经常寻找女人的酒吧门口。他走了，可能是去另外一家酒吧，找他的朋友们开心去了，但他对安妮说：他会随时在暗中保护她。
安妮记得，一走进酒吧，一在柜台前坐下来，她就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羞愧，因为她知道，自己在钓第一个客人，明白酒吧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她要干什么。她恨那条红裙子，恨那双红色高跟鞋，恨查尔斯的手枪，恨即将爆发，但迟迟不来的危机。但她有足够的力气要一杯双料马提尼酒，有足够的勇气开口跟酒保说话。二人说起了厌倦、无聊的情绪。这个问题，酒保好像知之甚多。不久，加入谈话的有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很像她父亲，就是个子矮一些，胖一些，安妮不记得他的名字，也许始终就不知道，但是就管他叫杰克吧。杰克付了安妮的酒钱，然后邀请她出去。正当安妮要从吧椅上下来，酒保过来，告诉她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安妮以为他关于厌倦的情绪想起了什么悄悄话要说。果然，酒保从柜台里面探出身子，在她耳边说：永远也别踏进这家酒吧的门。当他回到柜台里面以后，他和安妮对视了一下。接着，安妮说：行。就走了。那个像她父亲的男人在外面的人行道上等着她。二人坐着男人的车前往查尔斯事先指过的那家旅馆。短短的途中，安妮不停地望着街道，好像一个游客。她不抱什么希望，等着看到某处能有查尔斯的身影。但是，无论门口还是巷口都没看见查尔斯。于是，安妮估计查尔斯大概还待在某家酒吧。
与那个像她父亲的男人的做爱时间很短，让安妮惊喜的是，那人还挺温柔。那人走后，安妮搭上一辆出租车，回家去了。当天夜里，她对查尔斯说，一切都结束了，她再也不想见到他了。安妮记得，那时查尔斯很年轻，从表面上来看，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个妓女。他虽然要哭，可态度还好。过了一段时间，安妮在伯克利一家咖啡馆上夜班的时候，再次见到了他。他跟一些朋友在一起，他们都笑她。这让安妮很恼火，生气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前几次吵架。查尔斯穿着低档的衣服，看来很有可能没有继续干拉皮条的勾当，但安妮宁可不打听。
安妮记得，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段时间，她跟几位朋友住在马尔蒂斯湖畔的一座小木屋里，重新与保罗同居，在大学里上了一门文学创作课。有时，给大瀑布城的父母打电话。有时，她父母也来旧金山，和她在一起过上几天。苏珊已经跟一位药剂师结了婚，住在西雅图。保罗在卖电脑。有时，安妮问他：为什么不重新开始画画呢？保罗不肯回答。她还出国旅游几次。有两次到了墨西哥。一次，她开了旅行车和几个朋友到了危地马拉，警察拘留了她二十四小时。有一个朋友挨了打。五次去加拿大的温哥华地区，住在一位女友家，她像琳达一样也写儿童故事，希望远离尘世。但是，她最终还是回旧金山。在那里，她认识了托尼。
托尼是韩国人。在一家制衣公司工作。里面的多数工人是非法移民。托尼是保罗朋友的朋友，或者是琳达朋友的朋友，或者是伯克利那家咖啡馆同事的朋友。安妮记不清楚了。她只记得二人一见钟情。托尼很温柔，很真诚，是安妮认识的第一个真诚的男人，他实在太真诚了，刚一走出电影院（是看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是第一次在一起看电影），就大大方方、毫不尴尬地说，电影太无聊了。他至今还是处男。但是，二人第一次上床的时候，托尼的表现让她大喜过望，赛过此前她认识的所有情人。
不久，二人就结婚了。此前，安妮一直没考虑过结婚。但是，她结婚了，为的是托尼在美国的身份可以合法化。可二人的婚礼不是在加州举行的，而是动身去了台湾，因为托尼在台湾有亲戚。婚礼是在台湾举行的。后来，托尼回韩国探亲。安妮去菲律宾看望一个大学时的同学，后者几年前定居在马尼拉，跟一位菲律宾大律师结了婚。托尼和安妮再回到美国时，定居在西雅图，因为托尼在那儿有亲戚，托尼用自己和安妮的储蓄，加上父母给的钱，开了一家水果店。
安妮记得，与托尼在一起如同生活在风平浪静的海湾。外面的世界，天天有暴风雨，人们生活在时时会发生亲历地震的担心中，大家都在谈论集体宣泄情绪。而她和托尼一头扎进平静的洞穴里。安妮说，平静是短暂的，但是可能的。
一件怪事是：托尼喜欢看色情电影，常常带安妮一起去看。此前，她当然没想进这种影院看这种电影。色情影片里，让她难以接受的是，为什么男人总是射在女人的胸上、屁股或者脸上。开头几次，她走进这种影院感到很难堪。托尼似乎没有这种感觉；他认为，既然这种影片是合法的，你就用不着感到难堪。到了最后，安妮拒绝陪他去看这种电影了。托尼自己照看不误。另外一件怪事：托尼特别勤劳，比安妮从前认识的任何一位男友都勤奋。还有一件事：托尼从来不生气，从来不吵架，似乎认为极力让别人赞成自己的观点是无用的，似乎认为众人皆迷失了方向，一个迷路的人还给别人指路，实在是太自以为是。而且那条路不仅没人认识，更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一天，安妮不再爱托尼了。她离开了西雅图。她回了一趟旧金山，又跟保罗上床了，又跟别的男人睡觉了。还在琳达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托尼急得要命。每天夜里给她打电话，想知道她为什么要抛弃他。每天夜里，安妮都给他解释原因。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仅此而已，爱情结束了，也许让他和她结合在一起的根本不是什么爱情，而是别的什么。托尼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地给安妮打电话，问她到底为什么离婚。有一次，托尼的姐姐给安妮打了电话。安妮记得，他姐姐态度非常谦卑地恳求她：再给她弟弟一次机会吧。托尼的姐姐告诉她，已经给她大瀑布城的父母打过电话了，说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听了这个消息，安妮惊呆了，但是觉得此人太热情了。最后，托尼的姐姐哭了，为深夜打电话道歉，然后就挂了电话。
托尼两次去旧金山，打算劝说安妮回家。电话已经打了无数次了。到了最后，似乎托尼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他继续打电话给她。他喜欢说他们的那次台湾之行，说他们的婚姻，说二人看见的事情。他问安妮菲律宾怎么样，然后他再给她讲讲韩国的事情。有时，他后悔没有陪同安妮一道去菲律宾。安妮不得不提醒他，那是她自己乐意的事。安妮问到他水果店，问生意怎么样，托尼三言两语作了回答，迅速转移话题。一天夜里，托尼的姐姐再次给她打电话。起初，安妮只听到一阵低语，于是请求对方声音大一点。托尼姐姐提高了嗓门，但是不大，说托尼上午自杀了。接着，她问安妮（声音里听不出来丝毫怨恨的意思），是否打算参加葬礼。安妮说：参加。第二天上午，安妮没坐去西雅图的那班飞机，而是上了一架飞往墨西哥的飞机。几小时后，她到了墨西哥城。时年二十二岁。
在安妮到达墨西哥城的那段日子里，我得以再次见到她并爱上了她。但是，安妮怀疑此事。她回忆说，那些日子不像真的，好像生活在梦里，但实际上，她利用全部时间观光，就是说，参观首都的所有博物馆、几乎所有的哥伦布来到新大陆前的遗址（至今依然坚持屹立在楼群和车流两侧）。她打算去找鲁本。但是没找到。两个月后，她搭乘一班飞往西雅图的飞机，去给托尼扫墓。到了墓地，她险些晕倒。
在随后的几年里，时间过得飞快。经历了太多的男人，从事了太多的工作，一切都太多太多。一天夜里，她正在咖啡馆工作的时候，与拉尔夫和比尔兄弟交上了朋友。当天夜里，她与兄弟二人上床。但是，与拉尔夫做爱时，她看着比尔的眼睛，而与比尔做爱时，她闭上眼睛，但仍然看得到比尔的眼睛。次日晚上，比尔出现在咖啡馆，但是独自一人。当天夜里，二人上床，但不仅做爱，更多的是聊天。比尔是建筑工人，看待世界有勇气，也有悲伤，其方式差不多与安妮一样。二人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都出生在1948 年，甚至长得有点像。没过一个月，二人就决定同居。那时，安妮收到苏珊一封信：她已经离婚，正在接受戒酒治疗。信中说，她每周一次（有时更多）参加匿名戒酒会。这为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安妮用一张旧金山的风景明信片回了信，说了一些实际上并没有感觉到的事情。但是，一写完明信片，她想起了比尔，想起了她自己，觉得她终于找到了生活里的什么东西，她自己的匿名戒酒会，找到了她可以抓住的结实东西，找到了她可以锻炼身体、施展才华的高枝。
在与比尔的关系里，惟一让她感到不快的就是拉尔夫。有时已经半夜了，拉尔夫会来，酩酊大醉，把比尔从床上拉起来，说些奇怪的事情。二人说起北达科他的某村庄，那是他俩少年时去过的地方。二人说起死亡，说起死后有什么。拉尔夫说，死后一片虚无；比尔说，连虚无也没有。二人说起男人的一生，就是念书，工作和等死。有时候（这种情况后来逐渐减少），安妮参加谈话，她不得不承认，拉尔夫在发现别人话中的弱点时表现得聪明或者机敏，这让她高兴。但是一天夜里，拉尔夫要跟她睡觉，从此二人的关系就变得疏远了，后来拉尔夫就不再来她家了。
安妮和比尔同居六个月后，搬到西雅图去了。安妮在一个家电经销公司找到了工作；比尔在一处正在兴建的三十层大楼工地上找到了工作。二人的经济状况明显好了起来。比尔建议买房，在西雅图定居。但安妮则希望买房的事以后再说。于是，二人在一座楼房里租下一个单元聊以自慰，楼房里只住了三户，共享一座漂亮的花园。安妮记得，花园里种着一棵橡树、一棵欧洲山毛榉，楼房的墙壁上爬满了蔓生植物。
安妮记得，那几年是她在美国度过的最平静的岁月。但是，有一天，她病倒了。医生们诊断说：病情严重。
那些日子，她情绪变得易怒，忍受不了比尔说话，不愿意见他的朋友们，甚至不愿意看见他每天回家的样子：身穿工地上那套衣服。甚至也受不了自己的工作。于是，有一天，她辞了工作，把几件衣服放进行李箱，去了西雅图机场，但是还没决定去哪里。在某种程度上，她想回大瀑布城，回老家，跟当医生的父亲谈谈，父亲肯定会给她一些建议的。但是，真的到了机场，她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在西雅图机场的五个小时里，她坐在那里思考自己的生活和疾病，二者都很空虚，像构思巧妙的恐怖片，那种电影一开始并不可怕，但是最后总是把人吓得叫出来，还得闭上眼睛。她很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她掉头，回西雅图的家去了。她等着比尔下班。比尔一进门，她就把那天发生的一切说了，请他发表意见。比尔说：一头雾水，但是他会支持她的。
但是，一周后，事情再次发生变化。她和比尔都喝醉了。二人争吵，做爱，开车去陌生的居民区兜风，但是安妮对那些地方有些模糊的记忆。安妮记得，那天夜里，有好几次可能会出车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事情越来越糟糕。几个月后，安妮做了手术，但是没有最后的结果。病情暂时抑制住了。但是，安妮必须坚持吃药，经常接受医生的检查。据安妮说，如果复发，可能致命。
关于那几个月，值得记下来的事寥寥。安妮和比尔去大瀑布城过了圣诞节。苏珊再度酗酒。琳达继续在旧金山贩毒，她经济情况良好，感情生活不稳定。保罗买了一套房子，但是不久又卖了。有时，尤其是晚上，安妮和保罗互通电话，说起话来，冷冰冰，形同路人，按照安妮的说法，话题绝对不重要。一天夜里，安妮和比尔做爱时，比尔建议要个儿子。安妮的回答简短而平静，就是一个字：不！因为她太年轻。但是，她内心觉得要喊叫出来，就是说，感觉到给她看到了喊与不喊之间的分界线。安妮记得，她觉得自己好像在地球最大的洞穴里睁开了眼睛。那几天，她旧病复发。医生们决定再次做手术。她情绪低落。比尔也是。有几天，二人的样子好像机器人。安妮惟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书，读一切落到手里的书，尤其喜欢看美国的散文和小说，但是也看诗和史书。夜里，她难以成眠，常常睁着眼睛一直到早上五六点钟。一旦入睡，也是在沙发上，不能进卧室跟比尔上床。安妮记得，不是她拒绝做爱，更不是她厌恶做爱，有时也进卧室，留在那里看看睡梦中的比尔。但是不能睡在他身边，因为找不到安宁。
第二次手术后，安妮再次把衣服和书放进两个行李箱中。这一回，真的离开西雅图了。先到了旧金山，接着坐飞机去了欧洲。
她到达西班牙时，口袋里的钱刚好够两周的生活费。在马德里待了三天。接着来到巴塞罗那。在巴塞罗那，她手里有保罗一个朋友的住址。但是，电话打过去没人接。她等了一周的时间，天天打电话给保罗那位朋友，上午打，下午打，晚上打。还长时间漫步在城市街头，总是独自一人，或者坐在城市公园的长凳上。她住在兰博拉步行街的一家小旅馆里。吃饭时，去老城区一家便宜餐馆。失眠的毛病不知不觉就消失了。一天下午，她给比尔打电话（对方付费）。人不在。后来，打电话给父母，也不在。走出电话局，在市内电话亭里再次打给保罗的朋友。没人接听。一瞬间，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她已经死了。但是，她立刻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孤独是一回事，死亡与孤独迥然不同。安妮记得，那天夜里，她努力要阅读一本关于薇拉·凯瑟生平的书，那是旅行前琳达送给她的。但是，睡意战胜了她。
第二天，她给保罗打电话（让对方付费）。保罗在。她把联系不上保罗那位在巴塞罗那朋友的事情说了。但是，没提自己的经济状况。保罗想了一会儿，后来想出一个主意来：让她给一个熟人（这个说法有些夸张）打电话。这位朋友住在马略卡岛，但是在赫罗纳有一套房子。她名叫格洛丽亚，过了四十岁才开始学音乐，如今在帕尔马交响乐团之类的地方演奏。保罗说，很有可能你找不到她，或者至少安妮记得的意思是如此。后来，她给在大瀑布城的苏珊打电话，求她寄钱到巴塞罗那来。苏珊答应当天就办。她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好像电话铃响时，她在睡觉，或者是喝醉了。这后一种可能性吓了安妮一跳，因为苏珊有可能会忘记寄钱的事情。
那天夜里，安妮从步行街的电话亭里给格洛丽亚打了两次电话。第二次打通了。安妮讲了自己的处境。二人谈了十五分钟。最后，格洛丽亚告诉她，可以住到她在维拉德穆尔斯的那套房子里。维拉德穆尔斯是班有莱斯附近的一个小村，著名的班有莱斯湖就在那里。不必担心房租，等你有了工作以后再支付好了。安妮问她，如何进家门。格洛丽亚回答说，那里还住着另外两个美国人呢。估计你到了那里以后，其中一个会在家里。安妮记得，格洛丽亚的声音不热情，不做作，有一点新英格兰口音，但她立刻猜出对方不是新英格兰人。那声音不偏不倚，很像琳达（鼻音没有琳达重），是那种特立独行的女子声音。这个形象与西部片一致，尽管那里有少数女人是特立独行的，但这是安妮运用的形象。
于是，安妮在巴塞罗那又等了两天，直到收到苏珊寄来的钞票为止。她交付了小旅馆的房钱，前往维拉德穆尔斯。那个小村冬天的住户不超过五十人，夏天二百多人。正如格洛丽亚所说，有个美国人正在家里等她。那人叫丹。他在巴塞罗那教英语，但是每个周末都返回维拉德穆尔斯，正在写侦探小说。那个冬天，安妮除去上巴塞罗那看医生，没有离开过小村。周五晚上，丹就回来了。另外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的美国女人也回来了。很少有别的人来这里。即使来人，多数也是美国人。一般情况下，丹和克里斯蒂娜来这里是为了清静。丹是带着书稿的，克里斯蒂娜带着手上的毛活。从周一到周五，安妮写信，看书（格洛丽亚的书房里有大量英文书），打扫卫生，或者修理老房子需要经常修理的一切。春天开始后，克里斯蒂娜在赫罗纳语言学校为她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开头几天，安妮本来和一个英国女人及一个美国女人同住，但是后来有了稳定的收入，便决定在赫罗纳租一套房子。但是，周末她还是回到维拉德穆尔斯。
那个时期，比尔曾经来看望过安妮。那是比尔第一次出国。他用一个月的时间游览欧洲。他不喜欢欧洲。安妮记得，他也不喜欢维拉德穆尔斯的氛围，尽管丹和克里斯蒂娜平易近人，实际上，丹很像比尔。丹也曾经在建筑行工作过，也有类似比尔的经历，自认为是条硬汉子（毫无根据）。但是，比尔不喜欢丹。可能丹也不喜欢比尔，尽管他没有表示出来。安妮记得，她和比尔的重逢美好又凄凉。她又说，“美好又凄凉”这五个字几乎不能给这难以下定义的事下定义。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安妮。那时，我在赫罗纳林荫道的一家咖啡馆里，就是拉阿尔喀达咖啡馆。我看见比尔进来了，接着看见了安妮。比尔高大，皮肤黝黑，头发全白。安妮瘦高，颧骨突出，头发栗色，很直。二人在柜台前坐下来。我的视线很难离开他俩。好久没见过如此漂亮的一对男女了。二人非常自信。非常傲慢和令人不安。我想，整个咖啡馆都似乎应该给他俩下跪才成。
不久，我再次见到了比尔。那时，他正走在赫罗纳一条街上，当然已经不再显得那么漂亮。更像是在做梦，好像有急事。几天后，我正在从家里（位于采石厂大街）出来，看见了安妮。我下坡，她上坡。我俩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安妮记得，那个时候她已经离开了语言学校，当私人英语老师，收入颇丰。比尔已经走了。她住在奇想咖啡馆对面，对面还有歌剧电影院，位于赫罗纳老城区。
我认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安妮经常见面。虽说此前没说过话，但是互相认识。我估计，如同小城市居民的习惯，在某个时刻，我俩互相打了招呼。
一天上午，我正在步行街跟赫罗纳一位老画家（名叫贝普·克罗梅尔）聊天，安妮停下来，第一次跟我说话。我不记得我和她都说了什么，大概是姓名国籍之类，最后，我邀请她晚上来我家共进晚餐。那是圣诞节，也许差几天，我准备了比萨饼，买了一瓶葡萄酒。我俩聊得很晚。就是在那一次，安妮告诉我她多次到过墨西哥。总的来看，她的冒险经历与我极相似。安妮认为，一种生活，或者一种青春生活，总是与另外一种相似，尽管客观上有所不同，甚至对立。我则认为，我和她在某种程度上走过了同样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战争、冲突，接受了同样的情感教育。到了凌晨五点钟，也许更晚些，我俩上床，做爱。
突然之间，安妮就变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开头的两周里，性爱是个托辞，后来我明白了：超越我俩性爱之上的是友谊在互相吸引对方。那个时候，我经常晚上八点去她家，那时她已经下了最后一节课，我俩一直聊到深夜一两点钟。其间，她准备一些点心，打开一瓶葡萄酒，听听音乐，或者下楼去奇想咖啡馆喝酒，聊天。在这家咖啡馆门口常常聚集着赫罗纳很多瘾君子，而且看见本地一些坏小子在周围转悠也并非怪事。但是，安妮常常回想起旧金山的坏人，真正的坏蛋。我常常回想起墨西哥的坏人。于是，我俩哈哈大笑，但说真的，至今不知道在笑什么，也许因为庆幸自己还活着吧，仅此而已。凌晨两点，我俩分手。我回采石厂大街高地的住处。
有一次，我陪安妮去巴塞罗那德赛乌丝诊所看医生。那段时间，我常常跟另外一个女孩交往。安妮跟赫罗纳的建筑师走动。一走进候诊室，安妮轻声对我说，他们可能把你当成我丈夫了。这话听起来并不奇怪（让我高兴）。有一次，我俩一起去维拉德穆尔斯。安妮希望我认识一下格洛丽亚。但是，那个周末格洛丽亚没露面。但是，在维拉德穆尔斯，我发现了此前一直仅仅是怀疑的事：安妮可能与众不同，也可能是另外一种人。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周末。安妮不停地喝酒。丹不加解释地进进出出他的房间（他正在写作）。而我则不得不忍受着克里斯蒂娜或者丹从前的一个女学生的存在——巴塞罗那或者赫罗纳典型的白痴，比美国人还美国人。
第二年，安妮去了美国。她要去大瀑布城看父母和姐姐，然后打算去西雅图看比尔。我收到一张来自纽约的明信片。后来，又收到一张来自蒙大拿的明信片。但是，没有西雅图的。后来，收到一封来自旧金山的信，她告诉我，在西雅图与比尔的会面糟透了。我想像着她在琳达或者保罗的住处写这封信的样子：喝着酒，也许还哭着，虽说安妮不常哭泣。
等安妮再回西班牙的时候，她带回来几件美国的东西。一天下午，她让我看看那些东西：是日记，她从到旧金山不久开始写起，直到第一次与比尔和拉尔夫见面不久之后为止。一共三十四本，每本不到一百页，两面都写，字体很小，写得很快；里面不乏图画、设计图（我第一次看见这些设计图的时候，问她是哪里的图，她回答说是理想的住宅、想像中的城市规划图或是居民区设计图、一个女人应该走的路线图道路图，还有语录。
那些日记本放在客厅的一个抽屉里了。我当着安妮的面，一本本翻阅，后来我的拜访成了十分奇怪的事情：
进门后，我坐在客厅里，安妮放音乐，或者开始喝酒，我静悄悄地埋头阅读日记。我俩偶尔说几句话，通常都是我问她看不明白的地方，什么短语啊，生词啊。当着日记作者的面前，埋头阅读那些文字，有时感觉非常痛苦（真想放下日记，跑到她身边去拥抱她），但更多的时候备受鼓舞，尽管无法细说是哪一类的鼓舞。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不知不觉中浑身在发烧。真想大喊，或者闭上眼睛。但是，安妮的文字有种力量，能让你闭上嘴巴，能给你眼皮上下支上火柴棍，让你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第一批日记中有一本是专门谈苏珊的，用“可怕或者姐妹之情”等字眼都不能概括它。有两本是在托尼自杀后写的，内容是对青春、爱情和死亡的质问和探究，还有对台湾和菲律宾景物的模糊描写（托尼没跟她去菲律宾），还有西雅图的街道和影院以及墨西哥特有的晚霞。有一本日记中叙述了她和比尔初期的交往。我没敢看。当然了，我的意见微不足道。我对她说：你应该发表这些日记。后来，我想我只是耸了耸肩膀而已。
那些日子，安妮常常提起的话题之一就是年龄、岁月，还差几年就满四十岁了。起初，我以为她是在撒娇（一个像安妮这样的女子怎么会担心快到中年的事呢？），但是，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担心有实际意义。有一次，安妮的父母来西班牙。当时我不在赫罗纳。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三口已经去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了。
不久，安妮和那位建筑师的关系就非常文明地结束了。她开始跟一个过去的学生，机器进口公司的技师来往。那人不爱说话，个子矮小，对安妮来说就太矮小了，二人的差距，如果说得附庸风雅些，可以说不仅在于身材而且是形而上的，但是，我认为如果非要说出来，那就太无礼了。我想，那个时候安妮三十八岁，那技师四十岁。他比她大，这是主要的优点。一天，我彻底离开了赫罗纳。等我再回来时，安妮已经不住在歌剧电影院对面的房子里了。我没大在意，因为她知道我的新地址，可是有好长时间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在我没有见到安妮的那几个月里，她在欧洲和非洲旅行，出过一次车祸，甩了那位机器进口公司的技师，接待了保罗的来访，接待了琳达的来访，开始跟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同居，手臂上由于神经方面的原因，有过感染，阅读了几本薇拉·凯瑟、尤多拉·韦尔蒂、卡尔森·麦卡勒斯的作品。
终于，有一天，安妮来我家了。那时，我正在院子里除杂草，忽然，我听见了她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果然是她。
那天下午，我俩做爱，好像是用它来掩饰再度相逢的快乐。几天后，我去赫罗纳看她。如今她住新城里了，是一间小阁楼。她告诉我，邻居是位俄罗斯老人，名叫阿列克谢，她从来没见过如此温柔和有教养的男人。他头发很短，丝毫不掩饰白发。我问她那一头漂亮的披肩发怎么不见了。她说，剪掉了，现在像个老嬉皮士了。
她就要去美国了。这一回，陪同她的是那位阿尔及利亚人。我估计他俩要在巴塞罗那的美国领馆去拿签证，恐怕有麻烦。我说，这下子事情严重了。她没吭声。她说，领事馆的人以为这位阿尔及利亚人打算永远留在美国。我问：难道不是吗？她说：不，不，不是这样的。
后来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已经不记得我俩说了一些什么，互相通报了什么情况，大概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吧。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见到她。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她一封信，是用西班牙语写的，地点是美国大瀑布城。她告诉我，她姐姐苏珊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药自杀了。她父母、姐姐的伴侣（一位米苏拉地方的木匠）都崩溃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她说，我宁可沉默，痛上加痛没有意义啊，或者说，痛上再加三个有缺陷的闷葫芦，没有意义啊。好像痛苦还不能成为足够的疑问，或者说，痛苦还不足以回答所有的疑问。她说，在离开西班牙前不久，接到了比尔打来的几次电话，以此为苏珊之死画上了句号。
据安妮说，比尔白天想打电话就打电话，几乎每次总是以骂她告终，几乎总是以互相对骂结束。在最后几次通话里，比尔威胁说，要去赫罗纳杀了她。她说，荒谬的是，跑到西雅图的却是她，而仔细想一想，在西雅图她实在没什么朋友可看望的。关于那位阿尔及利亚人，她什么都没说。但是，我推测，那人已经到了美国，就在她身边，或者，这宁愿是推测，免得做噩梦。
后来我就没有安妮的消息了。
几个月过去了。我搬了家。搬到海边去了，住到了一座60 年代胡安·马尔塞捧上天去的小村庄里。我工作很多，问题很多，很难做点什么与安妮有关系的事情。我记得后来我就结婚了。
终于，有一天，我乘火车回到了灰色的赫罗纳，回到安妮住过的小阁楼。正如我想像的那样，给我开门的是一位陌生的女子。她当然想不起来那位老房客是谁。临走前，我问她楼里是否住着一位俄罗斯老先生。那陌生女子回答说，是的；她让我去敲二楼的一个门。
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先生为我开了门。他费力地拄着一根特别引人注目的圣栎木拐杖走路，看上去更像是一件武器。他记得安妮。实际上，他记得几乎所有在20 世纪发生的事情，但他承认，这并不值得夸奖。我解释说，好久没有安妮的消息了。我来找他，就是听听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说，消息不多，只收到几封美国来信，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很想在美国多生活一段时间。他趁机简要告诉我他在纽约度过的岁月以及在大西洋城当赌场总管的经历。后来，他想起了那些信，赶忙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花工夫去找信。终于，老人拿着三张明信片回来了。他说，都是从美国寄来的。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我才明白他完全疯了。在一切范围里，我觉得都是合乎逻辑的。我觉得合情合理，提前走到尽头，心身放松下来了。
那位俄罗斯老人从热茶上方递给我三张明信片。是按照到达的时间排列的，用英文写成。第一封来自纽约。我认出那是安妮的字。说了一些家长里短，最后希望老人多多保重，天天吃饭，她保证一定会想念他，亲吻他。明信片上的照片是纽约第五大道。第二张明信片来自西雅图。是港口的空中俯瞰图。文字比第一封简短，更加难以看明白。我看懂的是说到了流亡和犯罪。第三张来自伯克利，是放荡不羁的伯克利的一条平静的街道。根据图片上的说明，安妮用明快的文字写道：我正在看望老朋友和结识新友人。最后的结束语与第一张相同：劝告亲爱的阿列克谢：多多保重，别忘记每天要吃饭，哪怕吃得很少。
我怀着伤心又好奇的心理看看那位俄罗斯老人。他则用亲切的眼神看看我。我问他：您听从她的劝告了吗？老人回答说：当然，我一向听从尊贵女士的忠告。